经济观察网 葛兆光/文

现在“亚洲”的话题很热，不过，我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谈亚洲，或者说，是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立场来看亚洲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本文会涉及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通过亚洲来认识中国？第二个问题是，亚洲是一个吗？第三个问题是，亚洲各国之间的彼此差异和相互认识的价值。第四个问题是，如果我们期待亚洲成为一个有同一性的文化共同体，恐怕这条道路还长得很。

首先，为什么要通过亚洲来认识中国?在40年以前，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R.Levenson）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讲到，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标志，就是从想象自己处于天下的中心，到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国家，就是“从天下到万国”。他说的当然很简单。不过，过去我们中国确实是处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来想象世界的状态，可是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从这个状态里面走出来以后，又很迅速地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状态，就是用“西方”作为惟一的尺度和背景，来认识和打量中国自己。所以，中国一方面习惯了把自己看作是东方的代表，一方面把一个整体的、同一的西方当作认识自己的惟一镜子。所以，从晚清一直到当下，我们基本上都是处在只有一面镜子或者说只有一个尺度的时代，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梁漱溟，以及一直到我们80年代“文化热”，实际上，我们心目中用来评价和认识我们中国的尺子只有一把，或者说镜子只有一面，那就是“西方”，而且这个西方还是一个整体的西方。

应该说，西方这面镜子确实让我们认识了中国的一些过去我们认识不到的东西，也开始有一个比较外在的客观的尺度。但是，问题是西方这一面镜子，对我们是不是足够？理过发的人都知道，理发的时候你面对那面镜子，在那面镜子里就只能看见你前面，当理发师要给你看后面的时候，他就得拿另外一面镜子，和前面镜子互相映照。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自从走出了传统时代或者说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想象天下的时代之后，又进入了以西方为惟一镜子的时代，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到第三个时代？也就是通过周边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的角度，来反过来认识（中国），而不是只通过“同一性的西方”这样一面镜子来认识中国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都知道，在第一个时代里面，中国人逐渐形成一个在政治上的 “朝贡体系”，在观念上的“天下观念”。在这个观念世界里面，中国人习惯地想象自己是处在天下中央的，中国是很大很大的，而且中国的文明高于周边所有的地方，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晚明到晚清，西力东渐，尤其是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人开始形成一个以西方为基础评价东方的观念，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不是“全盘西化”，就是“中国本位”，不是中国文明如何，就是欧洲文明如何。可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说，我们通过“周边”，或者说，我们通过亚洲的各个国家，像蒙古、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中亚的各个视角，通过他们的文献和他们的眼光来重新打量中国。华严宗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就是用十方镜子，用各种各样的镜子上下左右来交相辉映，他讲的当然是镜光交错，我们现在是说，如果我们有不同的、周边的、各式各样的镜子，能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既是立体的、又能看清细部的中国呢？所以，从认识中国的角度上说，“亚洲”是有它的价值的。也许，我们可以超越用西方作为惟一尺度和镜像的时代，所以，我一直在提倡，我们可以研究从周边来看中国。

这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要通过亚洲认识中国。这是第一个问题，可是，如果这样说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接着来了，亚洲是不是一个？

如果说“亚洲”可以作为中国认识的背景和尺度，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亚洲是不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包括中国在内，经济学界、政治学界、文化学界和历史学界都在热衷于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经济上一体化的、政治上可以跟欧洲对峙、文化上可以成为另一个独立系统、在历史研究上可以超越各个民族国家的这么一个叫“亚洲”的空间？这种对于“亚洲”的热衷，对于“亚洲共同体”的热衷，其实最早是从日本、韩国蔓延到中国的。中国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谈亚洲，可是，我一直在质疑一个问题：这个亚洲是想象的，还是实际的？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大家都知道一个世纪多以前，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美术史家叫冈仓天心，他有一篇非常非常有名的文章，叫《东洋的理想》。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亚洲是一个”。他说，尽管喜马拉雅山阻断了印度和中国，大海又隔开了中国和日本，但亚洲仍然是一个。

可是，现在的亚洲真的是一个吗？在历史上我们找到很多例子都可以说明，包括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都质疑过这个欧洲人发明出来的地理空间——亚洲，实际上并不是一整个。我举一个例子，在1737年，日本长崎有个官吏叫北岛见幸，他在《红毛天地二图赘说》里面就说，应当在西人所说的“亚洲”之外，另外有一个洲。这个洲是哪里呢？就是从北到虾夷（北海道）、，西到朝鲜，南到琉球、吕宋、台湾，这么一个地方应当是单独一个州，所以，实际上地理意义上的亚洲，根本就不可能是文化上的一个亚洲。我们从文化上说，南亚、西亚、东亚、北亚文化差异大得很，就算是我们说文化相当接近的东北亚（中国、朝鲜、日本），事实上至少从17世纪中叶以后，彼此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比如说，在大清朝建立以后，日本人曾编有一部很有名的书叫《华夷变态》，“华夷变态”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从“华”变成了“夷”，他能认同你吗？朝鲜到中国来出使的官员的日记，名称也从明代的《朝天录》改成了清代的《燕行录》，你觉得他还认同中国吗？所以，就算是我们缩小到东亚，其实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亚洲不是一个，至少在文化上，它不是一个。

为什么？从历史的角度说起来很容易明白，尽管它曾经共享过汉唐文化传统，尽管如日本西岛定生讲的，东亚有律令制国家、佛教信仰、儒家学说和使用汉字这样的共同性，但是后来，中国有天朝大国的想象，日本和朝鲜有又纠缠、又分离的心态。难道它会是一个吗？而各个国家近代化的路程，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有的成了侵略的国家，有的成了被侵略的国家，有的成了殖民主义者，有的成了被殖民主义者，它能成一个吗？所以，“亚洲”如何认同、如何接近、如何建立共同性，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地理空间上的接近，并不能证明它会有文化认同。否则，就不会有靖国神社、钓鱼岛、东海油气田、竹岛、台湾、高句丽、历史教科书等等的一系列的麻烦，所以，我始终觉得，千万别简单地把亚洲看成是一个。就连当年写过《亚洲史概论》的日本大史学家宫崎市定，在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他自己都说，那个时候之所以写《亚洲史概论》，是接受了当时官方的旨意，如果从文化角度来讲，亚洲好像没有一个共同基础。

那么，接着又有第三个问题了。既然我们说，亚洲内部是有很多差异的，甚至看起来最为接近的东亚各国之间都有不同，那么，我们如何建立一个能够作为中国自我认识的参照系的 “亚洲”？

其实，我们今天谈论“亚洲”的时候，心里面都有一个隐隐约约的背景，就是因为有一个“欧洲”。正是因为有一个欧洲在，所以，我们很多人会想有一个亚洲。可是我一直觉得，研究亚洲各国、各个文化之间的内部差异，恰恰是我们建立一个共同性亚洲的基础。去年，我去日本的时候，在飞机上刚好看到当天的《读卖新闻》，第一版刚好有一个叫做藤野彰的编集委员写的评论，题目叫做《相互理解从对差异的承认开始》。这个话说得很好，里面内容讲得也很好，他刚刚从中国回到日本，就讲中国跟日本的不同。他说，只有你知道他跟你不一样，彼此才能互相理解，才能够互相有亲近感。我想也是这样，我以前读过一些现代诗歌，有一首白话诗是这么写的：什么叫做孤独？孤独就是在灰色的黄昏，一片灰色的树林，一只灰色的鸟飞进去，第二只灰色的鸟又飞进去，第三只飞进去的还是灰色的鸟。一切的颜色都一样的时候，看不出差异，于是就都觉得特别孤独。可是，如果是一个多彩的世界，大家不会感到特别孤独。

很多人在谈论“亚洲”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热心谈论什么同文同种、一衣带水、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共同体等等，好像觉得真的大家是一家人似的。其实未必。我总觉得中国和法国的差异，不见得就比中国和日本的差异大，韩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也未见得就比中国跟美国的文化差异小。所以，有时候我们得承认，无论我们从政治、社会、宗教、地理哪一个方面来看，即使是最接近的东北亚这三个国家之间，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从政治上说，中国的皇帝制度和日本的天皇制度以及朝鲜的国王制度，其实是有差异的；从社会来讲，有科举制的中国，没有科举制的日本，和只有两班可以参加科举的朝鲜，影响文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宗教上说，中国尽管说有三教，实际上皇权和政治意识形态是高度控制住宗教的，中国的三教是匍匐在政治权力之下的。可是，日本的宗教呢？很多学者指出它是“复合性”的，像“神佛习合”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朝鲜呢？很长时间里比我们中国还要坚持朱子学说，立场非常坚定，看到中国清朝盛兴关帝和佛陀信仰，就会很愤怒。所以，宗教状况也不一样。从地理上说，一个大陆国家、一个半岛国家和一个岛国，有很多地方是有差异的。我们先得看到这些差异，所以，我想在这个有差异的状况下理解对方，理解对方的眼睛看到的中国，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自己和他们更细微的差异。如果说，欧洲和我们的差异，是一个大比例尺的差异，那么，我们可能在这面镜子里看不清楚细部。也许通过朝鲜，通过日本，通过越南，通过印度，通过蒙古，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中国，恰恰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具体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笼统的、含糊的轮廓。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亚洲”对于中国是有自我认识的意义的。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所有对于中国史的研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认识自己”，就是中国如何才能认识自己，这是第三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我有一些比较悲观的看法。尽管我们常常希望讨论“亚洲价值观”，但是，我们应该说，学术界的很多朋友都怀着非常良好的愿望，觉得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亚洲共同体，就像欧洲共同体一样？或者说，是不是能够在文化上提炼出一个和欧洲或美国不同的亚洲的价值观？换言之，就是希望有一个可以跟欧洲或者跟西方分庭抗礼的空间、共同体或者价值观。可是我总觉得，要想让亚洲变成一家人，恐怕这个前景还很遥远。

我想，在经济上可能一体化是最容易的，在经济越来越互相依赖的全球化时代，经济一体化有可能，或者说它的日程不会太远。政治上的互信呢？我觉得在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的时候，一旦政治利益相关，也是有可能的。当某种利益逼迫它不得不结成一体的时候，这个亚洲也有可能。但是最麻烦的，也是所有认同的根本或基础，是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也就是真正的文化共同体和同一价值观，只有在内心越来越有亲切感和连带感的时候才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遥远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成为一个互相认同的文化共同体，需要有过去（历史）、现在（现实）和未来（前景）三个因素。第一是历史，要承认我们过去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渊源，或者曾经共享过一个文化传统，比如说，以前西岛定生说的我们曾经都是信儒家学说的，或者到近代日本流行亚洲论的时候，曾经说中国、印度、日本应该连为一体的，因为我们都是信佛教的，有吗？可能有。但是牢不牢靠？它只是局部的共同联系；第二是现实，就是得证明并且承认，我们同欧美是不同的一群人，我们跟他们的不同，主要不在人种，而在于文化不同，我们有更明显的相似性；第三是前景，就是相信我们将来都要走一个共同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必须同舟共济，这才能像欧洲一样，形成亚洲共同体。所以，必须结合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因素，我们才能够慢慢地有趋近感、有连带感，然后形成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和心理基础。可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始终在看整个亚洲的古代历史、晚近的历史以及当下的现实，仍然看不出来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我始终在讲这个可能很悲观的论调：尽管很多人出于好心要建立亚洲共同体，或者出于对新理论的崇奉，要超越民族国家来研究历史，可是我始终觉得，当你想到亚洲共同体的时候，有时候历史就会出来“搅局”，过去的恩恩怨怨就会带来感情波澜。所以，就像孙中山当年讲的话一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绝不反对这个亚洲共同体，也觉得应该有一个大家都来共同坚守的亚洲价值观，可是，现在看来，这条路还太长，前景还很遥远。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